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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快乐做公益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20日 00:01  阅读: ()次   信息来源:巴山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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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5日,郭咏在北京海淀残联聋儿康复中心陪孩子玩拼图游戏。


在谈晓芸的微博认证上,赫然写着“著名青年慈善家”。她出生于1991年,是个典型的90后。

在一次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零点YES黑苹果青年理事长袁岳同台录制节目时,袁岳笑着对谈晓芸说:“我都不敢称自己是‘慈善家’”。谈晓芸反驳道:“这有什么不妥呢?只是个头衔。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我更好地去做公益慈善,为什么不能用?人要经常鼓励自己,偶尔狂妄是很有必要的。”

“我的使命就是,改变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现状。”2013年3月,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谈晓芸认真地说。事实上,谈晓芸并不孤单。现在,越来越多的90后选择了与她同行,他们包括思宇责任社会创始人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刘思宇、北京公益联盟发起人郭咏、大爱清尘行政部部长范晓燕等人。

自2008年第一批90后大规模入读大学以来,90后就成为了全社会乐于品评的对象。有人认为他们是“花瓶”,“很自私”,也有人对他们的自信、独立、创新等特质赞叹不已。今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再一次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截至6月初,仍有约60%的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与这批不知该何去何从的大学毕业生相比,那些投身公益慈善的90后公益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却十分清晰,而且具有很强的使命感。

为何有众多90后选择投身公益事业?“90后公益人做慈善,实际上是基于让自己开心快乐这个前提。”中国著名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王克勤对《中国慈善家》分析称。

 

热情与创新

“热情很高!”这是很多公益前辈对90后公益人不约而同的评价。王克勤认为,90后公益人的这种热情的基础是让自己内心有一种实现感、成就感。“90后公益人已经回归到公益的本源。”王克勤说。

在王克勤看来,60后、70后、80后公益人的公益启蒙主要来自于学雷锋,“实际上,那是不稳定的,严格地讲,这种公益启蒙不是以人性为基点的。人性是让自己的内心更快乐,或者说是自私的。”

的确,90后公益人投身公益,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公益让他们找到了方向。

16岁那年,谈晓芸一直很压抑。她本就是一个内向的人,被妈妈形容为“木头人”。“小时候,进到电梯里,我害怕生人,就缩到角落去”。她回忆说。偏偏父母又闹起了离婚,高中少女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她苦恼不已。实在压抑得厉害时,她就去找副校长聊天。副校长到云南支过教,经常给学生讲述他的支教经历。谈晓芸突然想到,与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相比,自己其实已经很幸福。她萌发了去山区支教的想法。和副校长一说,副校长却告诉她,“以你的年龄和学识,还不适合去支教,先从身边的事情做起。”

2007年的元旦,谈晓芸印象深刻。那天,为了散心,也因为好奇,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社会团体组织的儿童福利院“书画迎新年”活动。在儿童福利院里,她看见了许多不幸的脑瘫儿和智障儿,这让她十分震惊,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于是一直埋着头,拼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写毛笔字。回来之后,她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人会变得非常单纯。“那种感觉让人非常舒服。”谈晓芸说。

之后,她又陆续参加过一些公益活动。一次活动中,有人带着不屑的口吻对她说,你一个小孩子能做什么。谈晓芸心想:“我不再跟你们做了,我要自己做。”很快,她成立了天使心志愿者社团,并建立起网上论坛,章程、制度、联系网络等一应俱全。“天使心”后来的发展速度让谈晓芸本人也感觉意外。刚开始,他们只有8个人,后来发展到上千人,到2012年初,已有约3万名成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谈晓芸自豪地告诉《中国慈善家》。

“创新能力强!”这是资深公益从业者对90后公益人的另一个共同评价。袁岳发起的“黑苹果”(全称为“黑苹果青年计划”,关注白领和大学生群体,鼓励其在工作和学习之余做公益项目和实施实习计划),每年都会拿出部分资金资助90后大学生做公益。在与这些90后大学生接触时,袁岳发现,“他们不但热情很高,学习能力也很强。”比如,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90后学生,因为观察到很多儿童对机器非常感兴趣,却很少有人给他们展示机器的原理,于是他组建了一个拆机队,专门给小朋友演示机器运转的原理。“既能实际检验自己所学知识,同时又能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呢?”袁岳说。

郭咏成立北京公益联盟,则是为了改变传统的公益行为,打造一种“零捐赠”的公益模式。大学军训期间,郭咏曾参加过某公益机构在海淀区残联儿童康复中心开展的活动,在深受触动的同时,令他不悦的是,每次参加活动,该组织都让志愿者交50元钱。“在北京,大学生是个很庞大的志愿者群体,如果做公益需要缴纳费用,那很多大学生都不敢‘爱’了。”此后,郭咏开始筹划成立北京公益联盟,目的就是让更多没钱但有爱心的人来这里做公益。

 

整合社会资源做快乐公益

也许是出于成长时代的差异,谈晓芸、刘思宇、郭咏等90后公益人,无一不是优秀的社会资源整合者,非常善于借助庞大的社会资源推进公益慈善。

虽然年纪轻轻,谈晓芸却有着与中年人合伙开广告公司、曾担任周立波夫妇助理等丰富经历。在她看来,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扩大自己的慈善版图和眼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一直都说,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那些忘年交和长辈们教给我很多经验和教训,使我能少走弯路。”谈晓芸说。

后来,谈晓芸更是把这种向长辈请教做公益的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从2013年1月起,王振耀正式收她为徒,她便每个月都来京取经。她还曾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律师的得意门生。2011年大二主动从上海电影艺术学院退学后,她更加意识到了公益慈善领域的法律缺失,便自学法律。到北京后,她拜访了仰慕已久的江平老先生。此外,她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也甚为熟悉,在窦的引荐下,喜欢毛泽东书法的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把毛体写得极好的谈晓芸请到家里做客。

在撬动和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刘思宇也颇有心得。与谈晓芸式的“拜师”不同,刘思宇选择先把公益事业做大,继而引起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知名媒体人何力不仅在微博上推介刘思宇发起的“思宇计划”,还亲自捐赠了资金。“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结识这些知名人士,他们都是我做公益时认识的朋友。只要你足够真诚,把事情做好,全世界的人都愿意过来帮你。”刘思宇说。

郭咏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实力赢得了社会资源的关注和支持。不少企业高管曾向郭咏表示,他们的企业可以给北京公益联盟捐款,但都被郭咏婉拒。虽然联盟里的所有志愿者均有本职工作,但郭咏的坚持却使联盟形成了一种氛围:每个志愿者都把公益当做自己的事来做。现在,联盟的志愿者由政府工作人员、企业高管、大学生及农民工组成,短短四年内,人数激增到几万人。

对于这些善于整合社会资源的同龄人,大爱清尘行政部部长范晓燕非常认同,“我们做公益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从而达到公益慈善的普及。我这群同龄人非常有想法,很少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整合社会资源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公益慈善,帮助需要帮助的群体。很多时候,他们的这种做法能快速打开局面。”

 

可以说,回归公益的本源,整合社会资源,做快乐公益,是越来越多90后公益人希望达到的公益状态。因此,他们不甘于“苦行僧”的形象,力求在生活和公益之间找到平衡。

本刊记者第一次采访谈晓芸时,约定地点就是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一个高级酒店。即便可能会被人误解为生活奢侈,但她认为,“我用自己做生意赚的钱来生活,这与做公益并不矛盾。公益人,首先一定要自己过得好,有了好的生活状态,才能把公益做好。”

刘思宇的观点和谈晓芸不谋而合,“我无法按照别人的要求去生活和做公益,我首先得自己开心,如果做得不开心,那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公益,也就没有做的必要了。”对于自己的公益目标,他的“野心”不小,“社会普遍认为,公益人都应该很苦、很草根、流血又流泪,我要打破这个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公益也可以很阳光、很积极、很时尚。”

 

阳光后的隐忧

虽然90后公益人一直在积极推进自己的公益事业,然而,当理想的热情遇上现实的坚冰,一些平时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问题就迅速浮出水面,让他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公益事业,进而作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事实上,无论90后公益人自身,还是资深公益人士,都已意识到蓬勃壮大中的90后公益群体所面临的隐忧。

很多90后公益人往往一时心血来潮作出决定,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扎实。袁岳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某大学生设计了一个公益项目,申请到了“黑苹果”的资金支持,但直到四个月后,项目仍没做起来。此后,袁岳选择资助对象时变得更加严格,“我们会考察他干过什么事,干了多长时间。有些人干了很多事,但没一件长久。这就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袁岳说。

由于多次受邀担任公益项目的评委,成都文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长、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启智接触过很多大陆和台湾的90后公益人。作为一个台湾人,他对二者在公益表现上的差异颇有思考。他认为,大陆90后公益人在对国际社会最新理念的掌握、现代公益方法的运用上,远远超过台湾90后公益人。“国际慈善界流行的概念,内地90后公益人经常拿来用,虽然不一定懂,但他们会把这些与自己所做的事联系起来。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资本等公益新动向,他们都已有所介入。”徐启智告诉《中国慈善家》。

然而,内地90后公益人的缺点也和优点一样显而易见,“他们的项目设计明显经验不足,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想象,目标和执行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很不直接。”徐启智说。

 

相比外部人士的观察,90后公益人更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

刘思宇很明白自己所创建的公益组织——思宇责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第一是身份。思宇责任社会于2010年在共青团团委注册,今年3月,思宇责任社会细分出了“思宇计划”项目。“这个项目的活动范围太大,我们正考虑是不是要在民政部注册。”第二是支撑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清晰规划和定位。“一个组织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战略,很快就会死掉。思宇责任社会现在就在战略上遇到了困扰。”他坦言。第三是团队建设。随着团队的壮大,组织建设成为思宇责任社会管理层的难题。“我们自身有制度,但从整个中国来看,公众对公益的认识还很不够。我们必须走过一个公益慈善的培养期。”刘思宇说。

 

困境中寻找希望

目前,中国正处于刘思宇所说的“公益培养期”的节点上,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也深刻影响着90后的公益热情。

5月末的一个傍晚,在北京建外SOHO,谈晓芸接受了《中国慈善家》的二度采访。彼时,她的师父王振耀正身陷“中国公益研究院用壹基金的2000万捐赠办学”事件的漩涡中。这让谈晓芸对中国当下的公益环境产生了一丝忧虑。但是,她对公益始终怀抱信心,“我现在学法律、搞社交、做广告,都是为公益慈善做准备。这是我终生的事业,我到死都会做。”谈晓芸还表示,她已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相比谈晓芸的坚定,对于大多数90后公益人来说,是否全职投入公益,却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很多人选择了先做事业,然后再投身公益。

郭咏现在就把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工作上,但他表示,“我不会放弃公益,它是我一辈子的追求。等条件成熟,我会兑现我的理想,成立一个身心障碍者服务中心。”

华语乐坛新晋歌手裴紫绮生于1992年,现已出过两张专辑,歌曲《大不了》由于轻快的节奏、励志的色彩而被广为传唱。比起谈晓芸、刘思宇和郭咏,裴紫绮参与的公益活动要少得多。然而,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中国90后公益慈善的样本。“90后艺人需要把很多时间花在事业发展上,热衷公益慈善的还不是很多。”她告诉《中国慈善家》。

有一次,裴紫绮为某打工子弟小学义演,一名小女孩怯生生地向她表示说想去录音棚录歌。裴紫绮当即答应下来。她真心希望帮助这个小女孩实现愿望,甚至计划好亲自带她去录音。但由于工作繁重,裴紫绮至今都无法兑现诺言,这也成为她解不开的心结。

范晓燕面临的烦恼更多。她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等方面的专业训练,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也与慈善无关,因此,无论专业性还是经验,她都感觉很欠缺。“我希望把项目做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不然就总觉得对不起捐助人和受助人的期待,内心压力很大。”范晓燕说。

 

其实,几乎每个90后公益人都或多或少要承受压力。作为90后中的少数派,90后公益人不仅要在当下很不成熟的公益环境中艰难求生,同时,比起那些在企业就职的“白领”“金领”来,90后公益人,特别是草根NGO里的90后公益人,还要在低收入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根据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就导致很多公益组织的行政经费比较拮据,部分90后也因此对公益望而却步。

但是,相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同龄人,90后公益人明显多了一份理想主义和坚强。面对生活的困境,特别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他们依然保持着乐观。“中国的公益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后必定会越来越规范,到那时,薪资待遇就会有所提升,社会对公益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对于未来,我还是很期待的。”范晓燕说。

 

他山之石

正因为对未来心存期待,所以,90后公益人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各种挑战。

目前,范晓燕和她的大爱清尘正积极地作出改变。与同为调查记者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相比,大爱清尘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传播力度都相对较弱。在意识到自身策划能力的欠缺后,范晓燕专门请来一位资深活动策划人担任顾问。除借助外脑外,她还经常参加大型公益机构组织的培训,以提高自己的专业度。“今年6月,我们将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你会看到我们的改变。”范晓燕说。

除了提高自身能力及机构水平之外,借鉴世界各地的经验和做法,也不失为一条捷径。

谈晓芸已经意识到了“走出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计划到全国各地甚至美国、英国等地取经,以突破自己近年来遭遇的公益事业瓶颈。

徐启智对台湾90后公益人的特点十分了解,他形象地称之为“小题大作”。据其介绍,台湾90后公益人通常都是先萌生一个大的设想,然后从小处着手。虽然他们做的项目很小,但能把这些小项目做得很精致。此外,他们还比较注重改善身边的问题。“他们很关注项目对当地社会或人群所产生的改变。项目目标和操作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很强,可操作性也强。”徐启智说,“但是,对于项目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以及对推动公民社会的作用,他们却不是很清楚。大陆的90后在这点上思考得非常清晰。”

袁岳则深入分析过美国青年一代的公益行为。在他看来,美国青年一代的公益更符合王克勤所说的“回归公益的本源”。

在美国,很多年轻人从小时候起就开始从事社区服务,在他们看来,公益在道德上并非多么了不起的事,它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的公益却至今仍被道德绑架。此外,做公益是美国年轻人的一项基本素养。由于美国是基督教社会,参加教堂聚会时,家长们会习惯性地给教堂里的募捐箱捐款,久而久之,孩子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一种印象—捐款是参加礼拜的一部分。“捐款,并不非得等到发生地震以后。”袁岳说。

这样一种公益环境下,美国哈佛大学发生的一幕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哈佛大学2008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发表演讲时提及,“即使从事金融业可以得到很高的金钱回报,但很多学生仍然选择了做其他的事情。事实上,你们中间有37人与‘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类似于中国的“希望工程”)签订了合同。”

很显然,与美国相比,中国仍缺少发展公益社会的氛围。但是,改变正悄然发生。

一年前,刘思宇在云南昆明建立了中国青年公益学院,其初衷是树立一种公益意识。民主决策,是思宇责任社会为在组织内部营造公益氛围而实行的策略,“我们要倡导一个公民社会,我们搞选举、搞制度建设,都是按照公民社会的理念来操作的。”刘思宇说。

袁岳也观察到,中国的90后已开始从自己周边的生活介入公益慈善。“90后有了从公益本源出发的意识,这已经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进步了很多。”他欣喜地表示。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资源可以为公益所用,公益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爱好。慢慢地,公益将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会更理解公益。如果大家都去做公益,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付出,把它们加起来,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益社会了。”袁岳告诉《中国慈善家》,“90后,特别是90后公益人,将是构成中国公益社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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